在2013年年底，我们对视频录像附上了一项自动弹出式调查问卷。

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为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和互联网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无论是列宁构想的苏维埃加电气化，还是毛泽东构想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理想一旦落到现实生活中就丧失了原来的色彩。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迫使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不仅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一开始就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那些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到处自由流动的资产阶层或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是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代表在本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尤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苦大众。

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是强国支配。在接到法院命令返还文件之前，警方私自制作了该文件的影印件并据此请求大陪审团颁发命令，让被告再次提交该文件资料。

也就是说，对于从非法取证而派生的二次证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自动适用排除规则。因此，各国才在承认毒树之果原则的同时，对毒树之果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确立了一系列适用毒树之果原则的例外情形。[12] U.S.v.Wade,388 U.S.218（1967）。其一，如果这类证据得以作为法庭裁判的基础，则证据使用禁止的良法美意，根本无法达成。

[12]1972年，在另一起案件卡斯蒂加案（Kastigar v. U.S.）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违反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特权所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使用，这就确立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排除规则的毒树之果原则。相对排除也称柔性排除、裁量排除，指的是即便法院认定某一派生证据与此前的违法侦查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不会必然适用毒树之果原则，而是交由法官在个案中具体把握。

而德国则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追求实体真实，希望让更多的证据进入法庭供法官裁判，因此在毒树之果问题上，坚持个案权衡的相对排除方式。另一类是相对排除，以德国为代表。《刑事诉讼法》亦有此类规定。规定在这些例外情形下，不适用毒树之果原则，承认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区分不同情形，可以或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在各国确立毒树之果原则时，都会充分的考虑本国诉讼实际，从本国的证据理论中寻找根据，并且非常注意新创设的毒树之果规则与原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融合及协调。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的过程中，均相继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派生证据，确立毒树之果原则，其中，又以美、德、日三国最具代表性。

[25] （2）最终必然发现的例外。[7] 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Holmes）在此次判决中指出：法律之所以严禁用某种方法取得证据，其精髓不但在于禁止以该方法取得的证据用于法庭，更禁止其一切的使用。

因为，符合上述条件时，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对于最终的证据结果并无影响。王金建（1988——），男，河南信阳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所以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绝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善也不极恶的人，也就是一般人。按照领导党的意志所立的党规高于适用于全国人民的国法，因为德性党和先进党的意志实际上高于全国人民的意志。领导-管理型法治适用于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法治是防止恶劣的人性，德治是弘扬高尚的品德。9.姜义华：《四个全面与中华传统文明》，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法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法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

社会主义法治要求我们建构以宪法为统帅、党规为核心的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只是实力悬殊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所谓平等只是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平等和金钱面前的平等，所谓博爱仅仅限定在民族之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称：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是一般社团，通过竞选执政成为执政党，政党在法治中没有特殊的位置。

上述法治理念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与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相同的政党，而没有从领导党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原则一起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特有的德法并治原则。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最小国家或者守夜人政府表面上是客观中立地保障所有人的消极自由权利，实质上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服务。其次，宪法是授权性的规则，既授予政权正当性和政府权力又授予公民权利。

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以共同体利益为价值，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依靠国家法律规范驾驭资本，平衡社会各个阶层利益，从而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和政治上实现共同自由。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政治力量就是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就只能按照二元法治思维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比全体人民多一套规则的制约，党法和国法并驾齐驱。5.柯华庆、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领导型法治与管理型法治不同在于领导型法治中有一个在德能上先进的领导党引导社会进步，并且需要从法律上保证领导党在德能上是先进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由于人与人先天和后天的不平等，仅仅强调消极自由容易导致强者的自由侵犯弱者的自由。《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是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二是如何有效防止各类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破坏法治的实施，并通过法治维持大一统君主国的运行。社会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个人主义式的，只能是一种处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

自治型法治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是为经济权力张目。金字塔是可以生长的，因为通过道德教化和刚性法治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

事实上，自治型法治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实际上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服务。财产权更多时候直接保护了拥有物质财富的强者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更多的财富。